從醫四十四載，回顧來時路，幾十年醫學的錘煉廝磨，幾十年創業的櫛風沾袖，賜予了他一份不同凡響的人生長卷。作為答題者，他從執卷落筆，到榜上提名，一路不敢有半分輕慢，如履薄冰，戰戰兢兢。

他說，不想辜負這一身的霜雪和滿腔的赤誠。

他說，用心、用情、用時間，只要肯攀登，凡事皆能成。

他就是本期的專訪者——于剛。

34歲擔任河北張家口眼科醫院院長；

38歲破格晉升為眼科正主任醫師；

1994年被衛生部評為第四屆全國優秀院長；

1996年獲得河北省省長特別獎；

1996年榮獲河北省十佳青年；

1996年河北省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

1997年被授予河北省突出貢獻專家；

2004年作為人才引進調入北京兒童醫院，籌備創建北京兒童醫院眼科；

2005年被評為北京兒童醫院特級眼科專家;

2016年擔任中華眼科學會北京眼科學會副主任委員;

2016年任中國視光產業協會副會長；

2016年創辦北京美和眼科集團，任集團總院長;

2017年擔任中國醫師協會北京醫師協會眼科分會副會長;

2017年中國保健協會眼保健主委、中華眼科雜志編委。

于剛醫生曾擔任北京兒童醫院眼科主任，如今，身兼北京美和眼科、北京未來兒童醫院、北京美和門診部院長數職。

為中國兒童眼科事業深耕數十載后，離開體制的于剛醫生，依舊精神矍鑠，始終未停下探索創新的腳步。現在，他仍與美和眼科年輕的醫療團隊并肩前行，堅守在兒童眼科診療的第一線，并以多機構平臺為依托，持續整合優質醫療資源，推動兒童眼健康服務模式的創新與普惠。

在他身上，我們看到了責無旁貸的擔當、執著燃燒的熱忱、以己為炬的奔赴、勇于創新的追求……這些既是初心的堅守，也是前行的明燈，值得我們每個人尊重與學習。

記者：被媒體稱為中國“兒童眼科第一人”，您怎么評價自己和這個稱謂？

于剛教授：細數曾經的成績和榮譽是我奮斗了大半生的追求。面對這些光環，我多次捫心自問，有些榮譽的確是我孜孜不倦追求得來的，但有些卻是像天上掉下來的“大餅”，砸在了我這個幸運的眼科醫生頭上——這與時代的發展、國家對醫療的重視，以及我醫療生涯中的領導與同事對我的培養和幫助息息相關，我很幸運，成為了一名受益者。

一切所得皆來之不易，中國“兒童眼科第一人”的榮耀我實屬不敢當。因為，我曾經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眺望遠方，并實現了我青年時期的理想。

我所獲得的榮譽要感謝曾經提攜過我的曹文桂院長、李仲智院長，以及幫助過我的各位導師、與我一路前行的醫療伙伴，他們是我的領路者，也是我人生的恩師，他們才是真正的“第一人”！

記者：“少年經不得順境，中年經不得閑境，晚年經不得逆境”，這是曾國藩對人生成長的“三境說”。在兒童眼科領域深耕44年，您的人生軌跡恰好與這“三境”高度契合，以三次關鍵的“斷舍離”為標識，您能談談在逆境與拼搏中淬煉出的從醫之路嗎？

于剛教授：確實，我的童年時代沒有“順境”可言，反而滿是吃苦的記憶。我7歲的時候，父親很早就下放到“五七干校”了，我上學要走很遠的路，放學還要幫著大人做各種家務，家里只有我和一個小我4歲的妹妹，遇到困難只能自己琢磨、嘗試著解決。

回想起來，我的童年會干的活太多了——挑水、劈柴、養雞、撿菜葉、和煤泥、撿煤核、炒菜、做飯、補襪子、洗衣服、踩縫紉機、修理自行車、配鑰匙、縫被子、蓋房子、縫被子、給妹妹剪頭發、修椅子……

中學畢業后，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我參不了軍，不能成為一名光榮的解放軍，也不能被推薦成為一名工農兵學員，于是，我就當了工人。

那時候，工人階級常說的“車鉗電鉚焊”五個工種，我全都干過。除了這五個核心工種外，我還做過鍋爐工、鍛工，也當過臨時工。

我忘不了，那天，我攥著上班后第一個月的工資回家時的場景。我的父親本是見過大場面的人——1956年部隊“將校官授銜”時，他已是中校團長。可那天，一向沉穩的父親看到我后竟然興奮了一整天，遇著大院里的老鄰居、單位的老同事就說：“我家孩子當工人了！發工資了！”我知道，爸爸發自內心高興的是，我們家終于有“工人階級”了。

我第一個月發的工資是18元，當時在工廠叫“學徒工”，這個學徒工要干三年才能轉為“一級工”，一級工一個月24元。我怕爸爸掃興，沒敢告訴他，其實學徒工只算半個“工人階級”。

但現在回頭看，正是那些早年吃的“苦”，練就了我的韌勁兒——不怕難、不認輸，遇到困難第一反應絕不是退縮，而是想辦法克服，永不言敗。

選擇從醫，其實與我早年的經歷有著不解之緣。我剛出生時是早產兒，在暖箱里整整待了數月才勉強脫離危險。那時候，我父親尚未遭遇變故，仍是部隊干部，我也因此降生在65軍251醫院。

那段艱難的日子里，是醫院的護士長，用注射器一點點喂我牛奶和米湯，這份細致入微的照料，才讓我得以在這個世界上存活下來。

父親深知早產兒生存不易，怕我過早夭折，便特意為我取名“于鋼”——寓意著對抗命運、頑強求生，也藏著他對我平安長大的深切期許。這段被醫護人員守護的經歷，在我心中埋下了感恩的種子，也讓我日后對“醫者仁心”有了更深刻的體悟。

那個年代缺醫少藥，看到身邊有人因為得不到及時治療而受苦，我就暗下決心要學醫，用醫學幫助更多的人擺脫病痛的困擾。

我少年時養成的“能吃苦、肯堅持”的性子，終成為我漫長求學征途上最堅實的精神底色，支撐著每一步前行——醫學院課程難、實習多，加上一段特殊歷史時期的影響，我文化課基礎薄弱，幾乎是從零開始，求學之路格外坎坷。

每當覺得自己扛不住時，回望年少時的咬牙堅持，那份韌勁便會重燃，支撐著我跨越一道又一道難關。這份咬牙堅持的經歷，也為日后我成為一名兒童眼科醫生打下了堅實的根基。

記者：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還有一番事業要做，肩上的責任更重了，中年時您事業上已成績斐然，有“躺平”的資格了，可您為什么偏要打破這份“舒適”，依舊在人生路上奮力奔跑？

于剛教授：我的中年確實是“閑不下來”，也“舍不得閑”的狀態。34歲，我就成為了河北張家口眼科醫院最年輕的院長；38歲，又破格晉升為正主任醫師。那時候，我滿腦子都是怎么把醫院辦好，怎么提升眼科診療的水平，怎么能讓醫生們安心留在醫院，怎么能讓我們眼科醫院靠技術實力占據河北省眼科的龍頭地位？

為了讓偏遠地區的人能看上病，我們醫院1986年組建團隊，開著“眼科醫療大篷（救護車）車”，跑遍晉、冀、蒙三省40多個縣、旗、市義診，經常白天做手術、看診，晚上趕夜路。連軸轉是常有的事，有時候累得倒頭就睡，但第二天看到患者期待的眼神，又立刻滿血復活。

1992年，我們在內蒙錫林浩特出診，一天能接診470個病人，其中還有1/3是蒙族人，他們不會講漢語，看病過程中，還需要請翻譯來指導交流。

2004年，我作為北京引進人才，辭去了原來的眼科醫院院長、市政協副主席、市九三主委的職務，來到北京兒童醫院，負責籌建醫院的眼科。

圖片當年北京兒童醫院“前眼科”狹小的辦公室

圖片當年北京兒童醫院“前眼科”擁擠的生活環境

幾年時間，我帶領團隊夜以繼日奮力拼搏，終于有了突破性的發展——2004年北京兒童醫院眼科門診量僅9000人/年，6年后，眼科門診發展到23萬人/年；眼科也從僅有3名眼科醫生發展到擁有93人的小兒眼科綜合團隊。

圖片幾年后，北京兒童醫院小兒眼科嶄新的病房

圖片幾年后，北京兒童醫院小兒眼科舒適的工作環境

圖片 當年北京兒童醫院眼科病房奠基儀式

圖片當年北京兒童醫院眼科病房奠基儀式

我一直認為，中年是干事創業的“黃金期”。把時間多花在事業上，多解決一個治療難題，就能多幫助一個孩子“看清世界”。這種“被需要”的感覺，讓我的心里格外踏實。

很多人覺得晚年該享清福了，但對我來說，安逸反而會讓人失去方向。

圖片 北京美和眼科、北京未來兒童醫院于剛院長（右一）和張豐院長（左一）

2017年4月25日，恰好是我的生日，我與張豐醫生歷經幾年的規劃布局終于落地生花，北京美和眼科集團就此成立。

創辦美和眼科的初期，對我們兩人而言，堪稱是人生的“逆境”。這段時期需要推進的事情繁雜且關鍵：除了重新組建醫療團隊、搭建民營醫院專屬的新式診療體系，在起步與發展階段，還要應對其他優秀民營醫院帶來的各類挑戰。其中最困難的，是我們必須重新培育眼科新人，逐步打造出兒童眼科領域老、中、青相結合的美和眼科專屬的人才梯隊。

圖片于剛院長（右一）與張豐院長（左一）的合影

但恰恰是在這樣的“逆境”中，我反而找到了新的方向：我們一邊創新手術技術、優化服務細節，一邊深耕兒童眼科領域。近八年時間，我們不僅在國內引進、創新并優化了多種兒童眼科新型手術，眼科醫生團隊還成功斬獲國家兒童AI 上瞼下垂篩查技術軟件發明專利；此外，我們發起的上瞼下垂“無憂計劃”，已精準聚焦貧困、單親等困境兒童群體，為更多受疑難眼病困擾的孩子提供了全流程的專業診療與手術支持，解決了他們“看病難、手術愁”的顧慮，讓每個孩子都能平等享有重獲清晰“視界”的機會。

現在我68歲了，依然在一線問診、做手術，我時刻提醒自己，“晚年經不得逆境”,更應該理解為“晚年不能懼怕逆境”，敢于打破安逸、迎接挑戰，才能讓人生更有價值，讓生活更精彩。

記者：我們注意到，不少報道都提及了您創業征途上的三次“斷舍離”，且認為正是這三次關鍵的抉擇，沉淀出了如今堅毅果敢的于剛院長。這三次“斷舍離”，有生死的痛徹心扉，有取舍的利弊權衡，還有跨越抉擇的心境轉換，談談您的內心感悟吧。

于剛教授：這三次“斷舍離”，其實就是我在“三境”中做出的選擇，每一次都讓我更加堅定地走在兒童眼科的道路上，不掉隊、不跑偏。

第一次“斷舍離”，是在我青年向中年過渡時。

1995年，我經歷了創業征途上的生離死別。當時我正處于事業的關鍵階段，滿懷雄心，當時我是眼科醫院的院長，計劃將我們醫院的醫療網點逐步拓展到全國各地。就在這樣一個關鍵節點——我帶隊赴內蒙古東烏旗開展義診手術，任務完成后返程，當車隊途經內蒙古賽罕他拉國道時，一場毫無征兆的車禍突然發生。事故造成我們團隊4名核心創業骨干遭受重創，最終釀成1人遇難、3人重傷的慘痛結果，而事發后，肇事者竟當場駕車逃逸。

聽聞噩耗，我陷入黑暗的漩渦——如何將肇事者繩之以法？如何安撫死傷者的親屬、幫他們拿到應得的賠償？如何告慰逝者，讓死者安息？一連串的問題一股腦兒涌上心頭，壓得我幾乎喘不過氣。那年，我38歲。

作為一院之長，作為一個男人，我很清楚，這份責任再難也得扛起來！從那時起，我便踏上了長達1195天、跨越數萬公里的漫漫追兇路。

期間，我正巧被評為“河北省十佳青年”，省里還專門組織了十佳青年全省巡講團。但為了不耽誤追兇進度，我主動放棄了巡講機會。

難忘那段焦灼的時光，我曾在一日之內，驅車輾轉于錫林浩特、包頭、呼和浩特、張家口、北京五座城市。每一次奔波與轉向，都只為多尋得一絲肇事者的蹤跡。

追兇路上，我遇到了無數坎坷，但“揭開真相、抓住肇事者”的決心從沒動搖過。終于，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兇手落網，我們成功打贏了官司，家屬也順利拿到了賠償金。

那一刻，我的心終于落地了，我總算對逝去的、曾經并肩作戰的“戰友”及他們的家屬有了一個遲到的交代。

這次創業征途上撕心裂肺的悲愴，讓我幾乎整夜整夜失眠，還經常會夢見與我永別的那位創業伙伴——高美琴醫生。

這種痛楚令我幾度想棄醫從商。“放棄醫生這個職業吧”，我曾對自己說。不停搖擺和掙扎了很久很久之后，我才從那場事故的陰影中漸漸走出來。

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斷舍離”。十年飲冰，難涼熱血，挫折和打擊沒能擊垮我，我整裝再發，一路向前。

記者：從過往的軌跡中，我們真切感知到您與命運博弈時在逆境中的不屈、在坎坷中突圍的生命力量。想問您，在人生旅程里，第二次與命運正面交鋒的經歷，是在哪個關鍵點悄然降臨的？您又是憑借著怎樣的堅守與信念，錨定人生方向的？

于剛教授：第二次“斷舍離”發生在我中年時。2004年，我收到了來自北京兒童醫院李仲智院長的誠邀。記得那次，我在北京兒童醫院見到了李仲智院長，我倆促膝長談近4個小時，他和我說了一句話，我至今難忘，他說：“小于，你過來吧，你能‘跳’多高，我就給你多大的舞臺！”

于是，我義無反顧地坐上了開往北京的列車，開啟了我人生的第二次創業之旅。那年，我告別了曾經的一切榮譽，成為了一名“中年北漂”。那年，我47歲。

到了北京兒童醫院后我才發現，這家全國規模最大的兒童醫院里，竟然沒有專設眼科，我只能先兼任耳鼻喉科副主任，實際承擔的是眼科主任的工作。

曾經我當了14年的眼科醫院院長，覺得自己已是“功成名就”，能見識的都見識了，該經歷的也都經歷了。來北京，本計劃著要尋找一處可安度晚年的“避風港”，歇一歇、喘口氣，做點自己喜歡的事。但后來，我猛然發現，我其實是一只滿足現狀的井底之蛙，當我跳出井口，那一次次刻骨銘心的遇見，讓我內心的奮斗激情再次被點燃。

一天，我在北京兒童醫院眼科出門診，一位家長帶著一名年幼的寶寶來就診，不幸的孩子患上了雙眼視網膜母細胞瘤，這種病俗稱“貓眼”，又稱“眼癌”。晚上，患兒的眼睛會像貓眼一樣反出黃色的光，所以稱之為“貓眼寶寶”。

當時，醫療水平有限，國內各個醫院都不能治療。只有摘掉雙眼眼球，才能保住孩子的性命。而那個孩子，如果再晚幾個月來，眼球和性命都有可能無法保全了。我向家屬交待完病情后，幾位家長抱頭痛哭，那種悲愴至今歷歷在目。做為醫生，我們早就磨煉出了絕對理性的“硬心腸”，我不能陪著哭，我見過太多這種疑難眼疾，只能理性的、冷靜地安撫家屬，并幫助他們選擇更好的治療方案。

當天下午，保衛科長急匆匆打來電話，說在醫院東門的垃圾箱里發現了一名棄嬰，因眼睛上包裹著紗布，懷疑是眼科的病人，叫我趕緊去一趟。我飛快跑到了垃圾箱，往里張望，那一刻，我永遠忘不了的情景出現了——一個襁褓中的孩子靜靜地躺在那里，沒有哭鬧。我急忙抱起了孩子，輕輕打開蒙在眼睛上的紗布……當那雙無辜、無助的像貓兒一樣的小眼睛一眨一眨地看著我時，我的靈魂如被電擊一般，倒流的血液涌向全身。

此后，在北京兒童醫院，我又經歷了四次棄嬰事件，其中被棄的有兩位是患有視網膜母細胞瘤的嬰兒，作為眼科主任的我，眼看著孩子們承受著莫大的苦難，卻愛莫能助，束手無策，真是一種令人不堪忍受的折磨。我默默立下誓言：要突破中國在視網膜母細胞瘤疾病治療上的技術空白！

回首那段時光，每當我遇到困難，被遺棄嬰兒的那雙小眼睛，都在拷問著我的靈魂；每當我想到放棄，手術室門口傳來的，被摘掉眼球的孩子父母那撕心裂肺的哭聲，都在撕扯著我的每一條神經。因為這件事我改變了來北京的初衷，我放棄了享受安逸的人生計劃。醫者的責任和使命，讓我開始了第二次前行，這是我人生的第二次“斷舍離”。

幾經輾轉，多方求助，功夫不負有心人，我們終于得到了一位國內著名的母細胞瘤專家的大力支持，他就是北京同仁醫院的趙軍陽主任。

當時，視網膜母細胞瘤的國內治療尚處于“無人踏足”的空白地帶，無先例可循，無經驗可鑒。剛從加拿大、美國研修歸來，兼具前沿醫學視野與技術積淀的趙軍陽主任，與我一同扛起了這份沉甸甸的責任——我們帶領兒童醫院眼科的十余名醫者，打破專業壁壘，主動承接本屬于血液兒科范疇的“化學減容”治療。

我們深知，每一步操作都承載著未知的風險，每一個決策都關系著孩子的生命安危。我們精準施策，等待化學減容讓腫瘤體積成功縮小后，即刻銜接眼底冷凍與激光治療，以“無縫銜接”的節奏搶奪孩子的生機。而貫穿始終的“先保命后保眼”的原則，也早已超越了單純的治療方案，成為我們堅守的醫學初心。

在北京兒童醫院工作期間，我們眼科在視網母細胞瘤診療領域成果頗豐——一年最多可收治近100例此類患兒。就連國際上被譽為“視網母細胞瘤之母”的加拿大兒童醫院蓋麗教授，在聽完我們眼科團隊關于此項工作的完整匯報后，也對我們展現出的膽識與無私奉獻精神贊不絕口。

最終，我們實現了兒童視網膜母細胞瘤的化學減容，以及母細胞瘤眼科綜合技術的突破。這項新技術后來被我們推廣到了全國的兒童醫院和眼科醫院。

如今，患有視網膜細胞瘤的兒童，如果能夠在早期及時被發現，保命率和保眼率都將比原來大大提升，絕大部分都不需要摘除眼球治療了，配合眼科的激光、冷凍治療，就能有效控制住母細胞瘤的癌細胞擴散，從而保住孩子的生命與眼球。

更讓人欣慰的是，目前，由于我國在視網膜母細胞瘤治療水平上的不斷進步，患者的生存率超過了95%，眼球保存率也達到90%以上。

記者：來之前，在Deep Seek上檢索了一下您的過往——幾十年來，您在守護兒童眼健康的征途上收獲了諸多殊榮。這些榮譽不是冰冷的勛章，而是無數個日夜與患兒共情、與家庭并肩的見證，是專業能力的硬核背書。很想聆聽您的第三次“斷舍離”——這一次，當又行至到人生的岔路口時，您是如何選擇主動割舍曾伴隨多年的標簽、路徑，如何與過往揮別，開啟創業新未來的？

于剛，北京兒童醫院特級專家；

北京兒童醫院院長助理，眼科主任；

中華眼科眼眶、腫瘤、整形學組委員；

北京醫學會眼科分會副主任委員；

北京醫師協會眼科醫師分會副會長；

中國婦幼保健協會兒童眼保健專委會主任委員；

中國視光產業分會副會長；

曾擔任《中華眼科》《眼科》雜志編委；

中央電視臺《健康之路》特邀嘉賓主持；

國家自然基金評委專家；

北京自然基金評委專家；

四項眼科國家專利發明者；

發表國內外SCI文章近30篇。

于剛教授：不敢說是殊榮。在北京的二十余年，我深感慶幸。我有幸結識了諸多導師，他們以智慧與經驗為我指引方向；我也收獲了無數摯友，他們用信任與支持陪我風雨兼程；我還遇到了多位伯樂，他們的慧眼與提攜為我創造了各種寶貴的機遇。正是得益于他們的點撥、助力與扶持，才讓我在兒童醫院創業的十余年間，未曾虛度光陰。

第三次“斷舍離”是在晚年。臨近退休，我始終被一道選擇題所困——是繼續留在崗位上發光發熱，還是卸下責任回家安度晚年？選前者，是對事業的不舍與堅守；選后者，是對安穩晚年的向往與期待，兩種心意反復拉扯，難分輕重。這是我人生中三次斷舍離中最糾結的一次。

2017年，是我“北漂”的第十三個年頭，13年里，我創建了北京兒童醫院一個全新的眼科，寒暑假我們最高一天接診了1600位病眼寶寶。接診、治療并為其手術的病眼寶寶覆蓋全國各個省份。

我們眼科專家團隊突破了兒童高分子材料懸吊治療上瞼下垂技術、兒童復雜淚道阻塞插管技術、兒童眼球震顫三棱鏡治療技術、兒童淚道內窺鏡治療淚道阻塞等技術。

那些年，我和團隊的醫生兢兢業業，不敢有分毫的懈怠。那時的我，很有成就感。58歲那年，我本想在北京兒童醫院安穩退休，然后計劃著完成我年輕時候的夢想：看電影、旅游、拉片、喝咖啡、滑雪，過上悠閑的日子。

當我正興高采烈計劃著如何歡度退休生活時，不成想又陷入了新一輪的猶豫與徘徊。一天，我無意中看見患者群里的家長們議論，說，“于剛醫生馬上就要退休了，以后孩子的眼睛再有什么問題，咱們找誰看呀？”看到這句話，我的內心被觸動了。是啊，我退休了，過自己快樂的日子去了，那些患病的孩子和家長該怎么辦？生而為醫，從穿上白大褂的那刻起，我就應該有一種責任，一份屬于醫生的無差別社會責任。

這位家長來自南方的一個農村家庭，他為了給孩子治療上瞼下垂，專門買了兩頭小牛，想等小牛長大了賣錢，然后到北京給孩子做上瞼下垂手術，我算了一下：買一頭小牛當時是2000塊，小牛要養三年才能長大，如果碰到年景不好，幾乎賣不出好價錢，他要等多少年才能來北京給孩子看上病呢？我也看了其他家長在群里幫這位家長出主意的帖子，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不是滋味。

那時候，我意識到“安逸”對我來說不是福氣，而是逃避責任。于是，我決心打破這種安逸，和我的學生——張豐醫生共同商議未來的計劃。有一次，我問他“你愿意不愿意到北京來，和我一起做一些有關兒童眼科的事？”

當時，我只是和張豐醫生淺談起這件事，沒想到他卻一口答應了。他說：“院長，咱們一起努力吧！”

為了讓更多身患眼疾的孩子得到救治，在60歲的生日當天，我決定放棄退休計劃。我和我的愛徒張豐醫生，同時宣布離開體制，成立了中國第一個“寶寶眼醫生集團”并創辦了北京美和眼科。我們整裝待發，踏上了又一個新的征程，開始了我的第三次創業。這也是我人生的第三次“斷舍離”。

圖片 于剛院長（左一）與張豐院長（右一）

記者：做一個高質量、有特色、有溫度的眼科醫院，讓更多患兒享受更好的醫療服務，是您和張豐院長一直以來的心愿。這么多年過去了，美和眼科成功完成了上萬例兒童眼部疑難手術，贏得了萬千家長的信賴與認可。最近，美和眼科的醫療觸角延伸到了大灣區、京津冀，以及長三角等地，大量患兒選擇在外地就診、手術，這也實現了您和張豐院長最初提出的“患者不動，醫生動”的理念。您能介紹一下，美和眼科在外地診療、手術的相關情況，以及近幾年取得的成績嗎？

于剛院長：美和眼科在兒童上瞼下垂、小瞼裂綜合征、下頜瞬目綜合征、病理性高度近視、眼球震顫、復雜斜視、上瞼下垂、眶距增寬癥、眼外肌纖維化綜合征、上瞼下垂手術失敗修復等兒童疑難眼病領域深得患者的信賴與贊譽。

我們現在除了擁有北京美和眼科診所、美和眼科中心、北京未來兒童醫院三家醫療機構及日間手術中心外，同時還擁有美和眼科上海星辰兒童醫院兒童眼科日間聯合手術中心、美和眼科深圳恒生醫院兒童眼科日間聯合手術中心。

未來，我們會將先進的兒童眼科疑難手術技術深耕于粵港澳大灣區，拓展至長江三角洲，輻射至京津冀城市群。我們還配備了20間高等級層流凈化手術室，可滿足不同年齡段兒童的全麻手術需要。

圖片 美和眼科醫護團隊在深圳恒生醫院手術后合影

美和醫療集團擅長兒童上瞼下垂新材料懸吊術、兒童重度上瞼下垂硅膠材料懸吊術（MTS手術），突破實現了小瞼裂畸形錨式固定與新材料矯正的聯合應用，在兒童眼部疑難病癥診療領域構筑起精準化的技術標桿。

可圈可點是，美和眼科組建了專屬麻醉科——以北京同仁醫院麻醉專家李梅主任為核心領軍人物，并聯合積水潭醫院、北京同仁醫院、北京安貞醫院的資深麻醉醫生，共同打造出一支專精于兒童眼科手術的麻醉專家團隊，為兒童眼科手術的麻醉環節全程保駕護航。

圖片 美和眼科醫護團隊

美和眼科嚴格遵循國際JCI醫療標準，同步引進了國際先進診療設備，在技術研發與創新上也持續發力：我們不僅自主研發出國內首創的上瞼下垂AI智能識別系統，還積極開展跨界合作——與視琦科技公司聯合開發輔助多媒體弱視康復訓練系統，與廣東中晶光學研究所共同研發了，兒童近視防控晶體純凈光落地燈等護眼科技產品。以標準化診療、先進設備與創新技術，全方位賦能兒童眼部健康管理。

美和眼科集團同時開設線上視頻專家會診、遠程麻醉專家視頻會診、好大夫在線智能手術預約、治療犬兒童門診手術輔助等醫療服務項目。以“技術+人文”雙輪驅動，讓每一項服務都成為連接醫患的溫暖橋梁。

圖片 美和眼科醫護團隊

記者：您曾說，從創辦美和眼科的第一天起，您和張豐院長就做了很多與國內眼科不同的服務——開設眼科專家的遠程視頻會診；手術前為孩子免費定制手術服并提供手術餐；術前一天安排“手術室叢林探險”；術后提供“查房服務”和“無憂計劃”；在門診提供免費棒棒糖和爆米花；能介紹一下這些服務的初衷嗎？

于剛教授：這么多年，我和張豐院長一直帶領著美和眼科的專家團隊，為患者提供“專家視頻遠程會診”服務。我們一直認為，兒童眼科的核心是“讓每個孩子都能及時看上好醫生”。而“專家視頻遠程會診”正是這一理念的落地——它用技術打破了空間的限制，將優質醫療資源送到家長身邊。

在兒童眼科診療中，手術前的恐懼是許多孩子與家長共同面臨的難題——陌生的手術室、冰冷的醫療設備、對“打針吃藥”的天然排斥，往往讓孩子哭鬧抗拒，不僅影響術前準備效率，還可能加劇家長的焦慮。

為此，我和與張豐院長帶領美和眼科團隊，創新推出術前一天“手術室叢林探險”活動，手術前，孩子可以進入手術室與護士姐姐交流互動，感受手術室的氛圍，避免第二天手術時緊張害怕。將嚴肅的醫療場景轉化為充滿童趣的互動體驗。

圖片 術前，護士們帶著患兒在手術室做游戲，歡度快樂時光

在美和眼科接受上瞼下垂、小瞼裂綜合征等手術的孩子幾乎都是雙眼手術，術后當天直到晚上，孩子都需要蒙住眼睛，所以會出現焦慮不安的哭鬧情況，這樣會影響手術效果，家長們也是非常擔憂和恐懼。張豐院長針對這種情況，組織美和眼科護理部，術后第一天晚上由醫生、護士到孩子暫住的賓館去查房，安慰寶寶和家長，回答手術后的各種護理問題。

很多媽媽都感動地說，“看見你們來了，我們就放心了！”患兒家長的信任與依靠，讓我們的使命感更加強烈。同時，無處不在的溫馨細節，也無一不體現出美和眼科“以患者為中心，以療效為核心”的辦院理念。

“無憂計劃”是張豐院長提出來的，這是我們美和眼科給予孩子的一生承諾。由于孩子先天額頭肌肉功能發育不良，提上瞼肌薄弱，加上很多孩子都有先天性的弱視和斜視。所以，做完手術后，有一部分孩子上瞼下垂會產生回落反應。

國內各家醫院遇見這種上瞼下垂術后回落的情況，只能讓孩子二次住院，重新安排手術。不僅浪費時間和精力，手術費用也是一大筆開銷。對此，我們在手術前，只需讓家長象征性繳納很少的費用，來購買“無憂計劃”。手術后，無論什么時間孩子眼瞼出現回落，都可以來美和眼科免費、或繳納少許費用做上瞼下垂的回落手術。

“無憂計劃”是美和對患兒及其家庭愛的表達，更是美和人文精神的升華與展現。

記者：我們了解到，北京美和眼科與北京未來兒童醫院是國內首批引進治療犬項目的兒童醫療機構，這一舉措在兒科醫療場景中頗具創新性。想請教您，您與張豐院長最初是基于哪些臨床觀察或兒童醫療需求洞察，萌生了引進這一項目的想法？

于剛教授：幾年前，我與張豐院長、鄭宜魁院長一同赴國外參加眼科年會，期間我們參觀了美國德州兒童醫院。走進醫院時，我們意外看到了一只小狗，起初大家都以為是就診患兒帶來的寵物，心里還帶著幾分疑惑：醫院里怎么會有寵物出現？

直到向陪同我們參觀的德州兒童醫院院長請教后，我們才解開了困惑：這只小狗并非普通的寵物，而是持有醫院“上崗證” 的專業治療犬。院長介紹說，這類治療犬主要承擔兩項核心職責：一是陪伴醫院精神心理科的孤獨癥、自閉癥兒童，通過互動緩解他們的焦慮情緒；二是參與醫院各類兒童相關的醫療輔助服務，為接受治療、手術的孩子提供情感支持。

令我們印象深刻的是，當時提到的這只治療犬名叫Alice，在德州兒童醫院工作的6年里，已經累計陪伴了12000名患有不同疾病的兒童——無論是需要長期康復的孩子，還是即將接受手術的小患者，都曾在它的陪伴下獲得慰藉。也是從那時起，我為它取了一個親切的中文名字：愛麗絲。這次意外發現，為我們在國內推動治療犬項目種下了最初的種子。

2024年，我們再次前往美國出差，特意想再見見那只曾陪伴12000名患兒的“功勛治療犬”愛麗絲。可遺憾的是，愛麗絲已正式“退休”，接替它工作的是另一只名叫——Melman的治療犬。更可惜的是，因行程時間有限，我們最終沒能見到愛麗絲。

但愛麗絲多年來溫暖患兒的事跡，始終讓我們三位院長深受觸動。于是，我們當即決定：回國后也要為醫院購買一只專業治療犬，把這份溫暖傳遞給國內的孩子。可回國后，我們查遍所有相關機構、聯系多家犬只訓練學校才發現，國內當時尚無經過專門醫療場景訓練、可進入醫院服務的治療犬，項目推進剛起步就遇到了“空白壁壘”。

圖片 于剛院長（左一）和鄭宜魁院長（右一）與美和治療犬合影

常言道“萬事開頭難”，為打破這一困境，我院海外醫療部的鄭宜魁院長主動擔起責任，多次往返加拿大、美國、德國等擁有成熟治療犬體系的國家，深入當地有治療犬服務的兒童醫院及醫療機構，系統學習治療犬的篩選標準、日常飼養規范與專業培訓流程，為國內項目搭建起了基礎框架。

與此同時，我與鄭宜魁院長也一同跑遍國內多家犬舍，只為挑選血統優良、性格適合醫療場景的犬只。就在這時，我們有幸結識了動物行為學專家、天才犬學校校長侯恒濤。從 “果果媽媽”（母犬）懷孕初期開始，我們便共同參與，提前觀察、篩選即將出生的幼犬，精準判斷哪只更具備成為治療犬的潛力。

為推動治療犬項目落地，我們歷經近兩年的精心籌備，一步步筑牢項目基礎：先是通過海外取經，學習成熟治療犬體系的核心經驗；再到國內廣泛篩選，精準挑選適配醫療場景的犬只；隨后從幼犬階段開始科學培育，搭配專業訓練打磨服務能力。

圖片 溫順的美和治療犬光榮“上崗”了

籌備終見成效——六只候選治療犬中，四只成功通過考核 “畢業”，正式入駐北京美和眼科與北京未來兒童醫院。

這四只治療犬分別命名為“如意、幸福、健康、安康”，名字承載了我們的美好期許。

圖片 可愛的美和治療犬“健康”

圖片 伶俐的美和治療犬“如意”

記者：曾經看過一篇媒體報道，您談過民營眼科醫生“薪火相傳”的問題，您是如何看待三甲醫院和民營眼科的專家和學生的“傳幫帶”問題？

于剛教授：七年間，我們的團隊成功完成了上萬例兒童疑難手術——上瞼下垂、小瞼裂綜合癥、下頜瞬目綜合、動眼神經麻痹、新生兒淚囊炎、內眥贅皮、后鞏膜加固、斜視手術，等等。

接受美和眼科手術的患兒，覆蓋面廣泛，不僅有來自國內34個省市自治區的兒童患者，還有不少遠道而來的國際患者，包括美國、德國、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家的病人，這既體現了患兒家長對美和眼科診療服務的認可，也讓我們更清晰認識到，兒童眼科事業應薪火相傳，任重而道遠。

兒童眼科的長遠發展，核心在于人才培養——這是中國兒童眼科的發展大計。無論是民營眼科的發展壯大，還是醫院服務品質的持續提升，都離不開醫院自身的人才儲備與成長，正如俗語所言“打鐵必須自身硬”，只有筑牢人才根基，才能支撐事業穩步前行。

事實上，我在三甲醫院工作期間，就始終高度重視人才培養工作，深知這是推動眼科領域持續進步的關鍵動力。

如今，美和眼科建立了不同梯隊的人才培養計劃——

針對在校生/應屆畢業生培養的“花蕾計劃”；

針對年輕醫生的“雛鷹計劃”；

針對副主任醫師的“雄鷹計劃”；

針對視光師發展制定的“眼健康管理師計劃”；

針對手術麻醉制定的“麻醉護士英才計劃”。

專業訓練是醫護人員自我迭代更新的核心支撐，有效的培訓、考核與實際操練，才能持續培養出優秀的醫生、視光師和護士。

圖片 美和眼科“麻醉護士英才計劃”正式啟動

對于工作繁忙的新入職的醫生，我會借助出差開會、參與行業論壇或授課的機會，帶他們外出觀摩學習。沿途我會攜帶電腦，開展“一幫一”的隨行教學，這一特殊的模式也被后來在美和眼科做出成績的醫生們稱為“飛行教學”。

如今美和眼科還有一項不成文的規定：每當我收下一名學生，張豐院長就會擔任這位學生的“陪練師叔”，共同助力青年醫護人員成長。我非常欣慰的是，張豐院長現在也“另立門戶”，由師叔升級為師傅了，開始擔當帶學生的重任了。

圖片 美和眼科醫護人員培訓現場

如何踐行醫者初心、成為醫德與醫術兼備的好醫生？如何深耕專業、成為行業的標桿與中堅力量？如何以仁心仁術贏得患者的深度信賴與長久的托付？如何勇攀高峰、成為領域內的領軍者與開拓者？這是每一位醫者都需要用一生踐行的職業信仰，更是值得終身堅守的崇高追求。

圖片 美和眼科護理團隊培訓“手術室環境和物體表面清潔消毒”

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同時，對于醫療機構如何留住核心骨干人才，我也有過思考。我認為，民營眼科要存有“師承模式”“飛行員培養模式”，給予優秀醫生更好的發展空間和更多的自主決策權。做好人才的培養和傳承，打牢基礎才能謀求更好、更高的發展。

記者：我們關注到美和眼科始終在“服務品質升級”與“醫療技術深耕”之間尋求平衡，尤其在兒童眼科這一兼具專業性與特殊性的領域持續發力。結合兒童眼部發育的獨特性、家長對精準診療的高期待，您能否具體談談，美和眼科團隊當前在技術創新上的核心攻堅方向是什么？又取得了哪些可落地、可復制的階段性突破與臨床實踐成果？

于剛教授：“用技術守護兒童視力”從來不是美和眼科的一句口號，而是我們基于兒童視覺發育規律定下的核心方向——兒童視覺發育有明確的黃金期，從出生到6歲是視力發育的關鍵階段，一旦錯過最佳干預時機，很多視力問題會演變成不可逆的損傷。

我和張豐院長始終堅信，只有在技術上不斷突破，才能真正幫患兒守住“看清世界”的機會，這也是我們帶領團隊持續在兒童眼科領域深耕多年的根本動力。

圖片 于剛院長（右一）與張豐院長（左一）在深圳出門診時的留影

兒童眼科的核心難點的在于，兒童眼部結構正處于動態發育階段，這與成人眼部的成熟狀態存在著本質的差異。成人眼科諸多的成熟術式，如果直接套用在兒童身上，不僅難以達到理想的效果，還可能對孩子眼部后續的正常發育造成潛在影響。

因此，這些年，我們團隊沒有走“照搬成人成熟技術”的捷徑，而是聚焦兒童群體中常見且難治的眼科問題，逐一拆解臨床診療難點，為兒童量身定制更具針對性的創新診療方案。

比如針對小兒上瞼下垂，傳統部分術式存在兩大核心問題：一是術后易出現眼瞼閉合不全，二是矯正效果會隨著兒童生長發育逐漸減弱。

我們團隊立足不同年齡段兒童的眼瞼肌肉力量、瞼板發育差異，針對性改良了手術的懸吊材料與固定方式。這一調整既實現了眼瞼下垂的即時精準矯正，又能適配孩子后續的生長發育節奏，有效降低了二次手術的概率，我們使用新材料技術做的兒童上瞼下垂矯正手術的失敗及回退率僅占3-5%。

小瞼裂綜合征患兒常伴隨瞼裂狹小、內眥贅皮、上瞼下垂等多重眼部問題，傳統診療采用“先開瞼裂、再矯正下垂”的分步手術模式。

我們突破這一傳統的順序，創新研發了“多問題同步矯正”術式。一方面，通過一次性手術解決多重眼部問題，減少了手術次數；另一方面，采用精準的皮膚轉瓣技術，避免術后留下明顯疤痕，實現了功能恢復與外觀自然的雙重兼顧。

兒童病理性高度近視是家長關注度極高的領域，傳統診療存在著明顯的局限性：低齡的患兒因眼軸增長快速，往往只能通過戴鏡控制度數，要等到成年后再實施后鞏膜加固手術，但此時部分孩子已出現眼底的病變，錯失了最佳的干預時機。

針對這一痛點，我們團隊從兩方面進行了優化升級：一方面，改良后鞏膜加固術的植入材料，選用更貼合兒童眼部組織的生物材料，有效降低術后排異反應；另一方面，優化手術切口設計，實現微創操作。

這些調整讓手術的適配年齡進一步下調，使更多低齡的高度近視兒童能盡早通過后鞏膜加固手術控制眼軸增長，從而減少了病理性近視的發生風險，我們在國內率先對確診為病理性近視的三歲兒童實行了病理性近視后鞏膜加固術，手術后立刻給孩子做弱視訓練，同時輔助紅光控制眼軸的發展，為兒童贏得了寶貴的治療先機。

這些技術創新并非憑空而生，背后是美和眼科團隊的持續深耕——無數次的病例研討、術式打磨與長期隨訪觀察。我們會全程跟蹤每一位術后患兒的視力發育情況，將收集到的臨床反饋用于技術優化，形成“實踐-反饋-迭代”的良性閉環。

說到底，所有技術創新的核心終點只有一個：讓每一位患兒不再因“技術受限”“年齡未達標”而被迫等待，能在眼部發育的關鍵窗口期及時解決問題。既幫助孩子清晰看世界，也助力他們擁有自然自信的外觀，這正是“用技術守護兒童視力”的本質內涵。

后序：

采訪尾聲，記者留意到于剛院長的案頭備忘錄上，有一段毛筆抄錄的文字——征程萬里云鵬舉,勇立潮頭唱不衰，大風涉過無數水，走過去就是淺灘，登過無數山，最想攀登的還是內心的這座高山。

他詼諧地說：“我現在68歲了，按照現在‘百歲人生’來說，我還有30多年的生命可以‘綻放’，我從不覺得自己已到晚年，我覺得現在正是努力拼搏奮斗的最佳年華。四十年砥礪奮進,再揚帆不忘初心。

“千帆過去，歸來仍是少年，展望未來，我有信心和張豐院長一起，帶領我們的美和眼科團隊，開創小兒眼科的新時代，向著建設世界一流小兒眼科的目標不斷攀登、邁進。最近這三年，我們又陸陸陸續續開發了兒童內科、兒童預防保健科、兒童口腔科、兒童耳鼻喉科、兒童中醫科等諸多兒童醫療領域的新項目。”

采訪結束后，問及于剛院長年輕時最喜歡讀的書目時，他欣欣然說：“我們那個年代，很多現在的世界名著是不允許閱讀的。我年輕的時候印象最深，對我平生影響最大的一本書，就是保爾柯察金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鋼鐵，唯有經受烈火的千錘百煉，方能成大器；人生，唯有歷經風霜洗禮，方能變豐盈。風曾掀翻他前行的船帆，雨曾浸濕他肩上的重擔，命運的刁難從未停歇，但于剛院長也從未向命運低頭。

從初出茅廬的稚嫩醫者，到守護患兒光明的精誠大醫，這一路的沉淀與成長印證了：真正的人生并非是順境中的安逸虛度，而是在不同階段敢于直面考驗、始終堅守初心，以心底的熱愛抵御歲月的漫長，以肩上的責任扛起使命的重量。

于剛、張豐兩位院長的堅守，為“兒童眼科，大愛無疆”寫下了最鮮活注腳——這份大愛，是敬畏兒童成長規律、貼合生理特性的精準技術深耕；是打破傳統桎梏、向行業痛點宣戰的創新突破；是以醫者仁心托舉每位孩子光明人生的不變初心；更是對兒童眼科事業最深厚的責任與最崇高的擔當。

記者 琳娜